Bahasa Indonesia成為印尼國語的故事
一個語言之所以會成為一個國家的「國語」或「官方語」，並非理所當然。各國的國語政策皆有其歷史脈絡，而在有殖民背景的國家，其國語政策的歷史脈絡尤其複雜。
印尼是世界上島嶼最多的國家，在荷蘭殖民以前，並沒有形成統一的政權，其族群、語言因而十分複雜。但是這個世界上最碎裂的國度，卻成功地讓一種語言－Bahasa Indonesia，成為在全國上下流通並廣受認同的國語。
但是，這裡就浮現了幾個疑問：為什麼在有荷蘭殖民經驗的印尼，荷語不但沒成為國語，甚至在短時間內就煙消雲散？為什麼使用人口最多的爪哇語（Javanese）最後沒有成為國語，反而是使用人口不多的印尼語（Bahasa Indonesia）不但成為國語，而且廣受認同呢？
荷治時期的教育與Pasar Malay的社會基礎
Bahasa Indonesia的前身是Pasar Malay。在馬來文裡面，Pasar是「市場」的意思，Pasar Malay就是早期印尼群島之間的商業活動所使用的通行語，歷史悠久而且使用範圍廣泛。但是在各島的部落與城邦裡面，人們仍舊使用各自的母語。
進入荷蘭殖民時代以後，殖民當局對於教育非常不重視。在荷屬東印度公司的統治時期，當局只在意香料貿易與熱帶種植園的收益，對於教育根本不屑一顧。荷蘭政府在1799年解散荷屬東印度公司並直接接管印尼之後，才逐漸意識到當地的教育需求，因此開始在印尼設立學校。
但是為了維持荷裔的優勢地位，荷蘭殖民當局在教育上卻實施種族隔離。荷蘭語學校只有荷蘭人或菁英階級的印尼本地人可以就讀，給予一般印尼平民的學校不但很少、升學管道有限，而且是使用Pasar Malay作為教學語言。這也就是為什麼荷語沒有在印尼形成深厚的社會基礎，反而是Pasar Malay被視為普羅大眾的象徵。
Pasar Malay與Javanese的競合
荷治末期，印尼民族運動的菁英開始思考國家語言的選擇。雖然印尼的菁英多半來自操持荷蘭語的上層階級，但是荷蘭語在社會上的使用並不普及，而且又是殖民的象徵，因此被排除在考量之列。
但是除了荷蘭語之外，還有一種語言有成為國語的潛力，那就是在印尼使用人口最多的Javanese。但是Javanese的使用畢竟侷限在爪哇島地區，而且相對於Pasar Malay，Javanese在學習上比較困難。
最後，因為Pasar Malay的使用範圍比較廣泛，而且比較不偏袒特定的族群，所以最後雀屏選為印尼的國語。
Bahasa Indonesia的推廣
印尼獨立之後，將Pasar Malay定為國語，並改稱為Bahasa Indonesia。政府在公家機關、學校和大眾媒體都採用Bahasa Indonesia，也提倡在商業會議、學術研討會等正式場合使用。
另一方面，政府對於其他地方語言或少數語言也採取包容的態度，不會禁止民眾在非正式場合使用地方語言交談，甚至在國小階段，因為考量到小學生還不太會講Bahasa Indonesia，允許使用母語授課。如此一來，不但避免了語言衝突，也使Bahasa Indonesia更容易獲得認同。
除此之外，由於Bahasa Indonesia仍然是發展不成熟的語言，字彙量有限，而且也沒有統一的文法，於是政府便進行Bahasa Indonesia標準化作業。標準化作業除了建立統一的文法和單字之外，也把方言的字彙加入到Bahasa Indonesia中，使其更具有跨族群的代表性。
Bahasa Indonesia除了蘊含國家認同的價值，也被賦予現代化、進步的意義，因此學習Bahasa Indonesia也有提升階級地位的功利動機。
對於其他語言的態度
如前所述，印尼政府對於地方語言或少數語言大體上持包容的態度，因為依照印尼的法律，政府負有保護地方語言的責任，不過政府實際上付出很少。因此，雖然政府基本上不會刻意打壓其他語言，但是一個語言能不能存續，還是端看各個語言使用族群的自身實力和保衛語言的決心。
印尼的公立學校一律使用Bahasa Indonesia進行教學，但是小學的前三年仍然可以使用方進行教學，尤其在一些偏遠、教育及傳播設施尚未發達的地方，使用地方語言是不可避免的。
Balinese、Batak、Buginese、Javanese、Sudanese這五種語言因為使用人口較大宗，所以允許在學校教授，其中，Balinese、Javanese、Sudanese甚至可以有自己的教科書。
使用人數較少的瀕危語言，則面臨被忽視而自然衰微的命運。
華語的例外
即便印尼對於大部分的語言採取包容態度，但是華語卻是個例外。華語是唯一曾被印尼全面禁止的語言，這與印尼華人長期以來的問題，以及930事件的背景，密切相關。
荷蘭殖民時代把華人歸類為 “Foreign Orientals”，使得華人難以融入在地社會。有些華人的原鄉認同很強，也讓印尼人懷疑華人的國家忠誠度。Sukarno時代曾強迫華人在中國國籍和印尼國籍之間做出選擇，並且關閉了一些華人學校。
在這樣的背景下，華人分為兩派。一派主張要保衛自己的語言與傳統文化，另一派則主張要放棄華人的語言和文化，全面地融入社會。前者後來逐漸和印尼共產黨掛勾在一起，後者則向軍方靠攏。
1965年930事件之後，印尼軍方開始清剿共產黨，而華人因為被懷疑同情共產黨以及忠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被剝奪了參與政治的權利，其語言及文化傳統也受到禁止。
華語文禁令不僅是禁止華語的教育，連同華語的音樂、廣播、出版物也一律禁止。這個禁令直到1990年代印尼與中國恢復邦交後才逐漸鬆綁，不過年輕一代的印尼人早已經不會說華語了。
如今，華語在印尼的地位已經今非昔比，目前已經是僅次於英語的第二大外語了。不過在印尼推廣華語仍然要十分謹慎，不能觸及到印尼國族主義的底線。
參考資料
楊聰榮，1997，〈文化認同與文化資本：印度尼西亞華語文問題的新發展〉，「第五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12月30日），台北：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
Jacques Bertrand. 2003. “Language Policy and the Promo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Indonesia.” In Fighting Words：Language Policy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Asia, ed. Michael E. Brown and Šumit Ganguly. Cambridge, MA：MIT Press, 263-290.
後／冷戰背景下的難民與移民－台灣的脈絡
2013年《文化研究》第17期收錄了「難民與移民：後／冷戰台灣的東南亞視野」的講座紀錄。這場講座主要在談論1970年代中華民國收容越南難民的歷史，並擴及對冷戰、全球化與移民問題的思考。
最近幾年在歐洲有中東難民，在東南亞有羅興亞難民，但是在台灣的大家多半以為台灣和難民的關係沒有那麼直接。事實上，台灣在歷史上也曾經直接涉入過難民問題。
澎湖講美難民營的設立始末
1975年西貢淪陷，越南統一，但是經濟破敗和政治迫害導致許多越南人出逃，其中大部分的人乘船出海漂流，因而有「船民」的稱呼。
這些船民漂流到東南亞各國，許多人漂流到香港，也有一部份的人漂流來台灣。1977年，首兩批漂流到台灣的難民在屏東小琉球被發現。
當時沒有處理難民的專門機構，因此中華救難總隊臨時在澎湖西嶼鄉繼光營區設立了「越南難民臨時接待所」。後來漂流來台的難民越來越多，遂將接待所改名為「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中南半島難民接待中心」（簡稱接待中心），並遷址至澎湖白沙鄉講美軍營。澎湖講美難民營就此成立，並持續到1988年才廢止。難民營房舍於2003年被拆除。
澎湖難民營前後收容了45批難民，人數約2000多位。收容的人除了越南難民之外，還包括從中國大陸出逃的所謂的「反共義士」。大部分的難民多半想透過台灣中介到歐美國家去，最後剩下190多位難民無處可依，遂留在台灣，分別被轉往士林和桃園輔導就業。許多當事人至今還在。
中華民國在1970年代的國際處境與難民詮釋
1970年代是一個有趣的時間點。那是中華民國外交處境一落千丈的年代，從退出聯合國、中美斷交以及伴隨而來的雪崩式斷交，中華民國的正當性面臨越來越嚴重的挑戰。對難民的處置與詮釋因而也受到時代背景與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
澎湖難民營有一塊「難民營沿革史」碑文，描述難民營成立的始末。碑文在結尾處提到：「越南淪亡，難民顛沛流離逃亡，正是我們足堪借鏡的教訓，我們必須體認，反共與救國乃是一體之兩面不反共即難以救國，要救國首須反共。」
1978年，《中央日報》的副刊刊載了一篇名為《南海血書》的作品，號稱是「越南難民阮天仇的絕筆信」。信中描述了越共的殘酷以及海上漂流的艱辛，並將南越的滅亡歸咎於內部的不團結及盟友的背棄，諷喻爭華民國處境的意味十足。結果後來被發現是國民黨策畫的偽作。
以上的案例反映了當時對難民的詮釋方式。其實，國民黨政權為了鞏固自己的正當性，不惜降低入籍門檻招攬海外華人入籍中華民國，甚至還鎖定流亡藏人，希望他們認同中華民國遠離達賴喇嘛的西藏流亡政府。
國家變遷與移民階層化
1990年代，蔣經國過世，李登輝上台，同時冷戰也進入尾聲。時代背景轉變，台灣的國家定位也轉變，移民台灣的大門也因此束起高門檻，海外華人、泰緬孤軍、流亡藏人都難以再入籍台灣。但是另一方面，政府又基於經濟和社會的考量，開始引入東南亞移工以及外籍配偶。
政府對於移民工也有階層化的待遇。白領老外來台可以自由轉換雇主，並且連續居留滿五年即可取得永久居留權，但是藍領外勞不但無法自由轉換雇主，也無法取得永久居留，更無法入籍。在婚姻移民方面，除了歐美日等國家，來自東南亞、南亞、非洲等特定國家的人，也無法在台灣辦理婚姻登記，而必須先經過外交部外館的境外面談才能取得簽證來台。
結語
時代背景和政權需求決定了難民/移民的認定、詮釋方式和其所受到的待遇，但是難民/移民如何自我詮釋和自我認同卻乏人問津。台灣做為一個移民國家，卻沒有發展為一個移民社會。如何在全球化的浪潮下適應大規模人口遷移的現象，還是一個缺乏解答的課題。
參考資料
王智明，2013，〈「難民與移民：後／冷戰台灣的東南亞視野」論壇導言〉，《文化研究》，第17期：216。
劉吉雄，2013，〈例外之地‧陌生人〉，《文化研究》，第17期：217-224。
龔尤清，2013，〈冷戰下的移民與難民－以台灣為例〉，《文化研究》，第17期：225-231。
Andrew Lam，2013，〈越南船民：一個作家與記者的觀察〉，《文化研究》，第17期：232-235。
